專訪汪海林：編劇如何撕掉「工具人」標簽？

2020-09-30 09:20 發布

幕后 | 導演制片

“與小說家天馬行空的自我表達相比，編劇受影視作品篇幅、時間以及實際拍攝等條件限制，更需要構建故事的綜合能力，因此對于編劇來說，除了原創能力之外，一定要提高自己技術水平。”

近日，“大師之光”第五期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導師汪海林，以“劇本操作手冊”為主題，向大家闡述了一個好的劇本如何產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經驗。

“寫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寫事，要去寫事件。二者存在著本質的區別。”

“在寫一部戲開始階段，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片名以及角色名，一個好的片名和劇名就是生產力，就像咒語一樣。”

“我們生活中要講平衡，但是劇本要制造失衡。生活中越麻煩的事，對編劇來說就是越好的素材。”

身為編劇的汪海林，在“大師之光”第五期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從構建人物關系、構思片名角色名、把握故事節奏、設計橋段等方面，給學員分享了編劇的技巧和方法。

其實除了業務能力之外，汪海林也一直在為爭取編劇的更多權益和推動編劇行業規范化而努力，尤其他輸出的對于市場和流量的言論，多次將其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就在第五期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授課期間，IP價值官有幸對汪海林做了一次專訪，聊了聊當下編劇行業的困境與整個劇集市場的方向。

編劇困境仍在

資本驅動下淪為工具人

早前以編劇為創作核心的電視劇拍攝機制已經不復存在，現階段的國產劇創作中，與導演、明星、檔期、宣傳、收視率等影響因素相比，編劇的權重更加弱化，這也讓編劇似乎成為了電視劇“食物鏈”中最低端的人群。

“編劇正在變成工具人，變成導演的附庸，演員的附庸，平臺的附庸，按照他們的要求進行寫作創作，變成他們的執行者，在這個過程中，編劇正在自己喪失思想，甚至是放棄思想。”說起當下編劇行業的困境，汪海林表示。

的確，當下國內影視行業的結構，決定了它不是創作主導的市場，而是由資本驅動。太多不專業的投資人和熱錢涌入，優秀的職業制作人少，優秀的編劇更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汪海林認為首先編劇需要提高自己的故事水平，要有強烈的表達欲望和表達能力。在此基礎上，他呼吁可在長視頻領域建立劇作中心制，放大編劇的表達空間，劇作中心制在美國已經非常成熟，也催生了非常多優秀的美劇乃至良性的劇集生產鏈，這值得我們借鑒。

此外，編劇產業呈現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行業規范容易打破。隨著編劇基數的變大，魚龍混雜，管理的難度就很大，沒法建立一個完整的、行之有效且全面覆蓋的編劇操作準則和流程。

針對這兩方面的問題，汪海林也在思考相應的策略。但內容行業是大浪淘沙的過程，行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和規范化發展，面前還有很多座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就創作來說

原創和改編并非二元對立

自2015年IP概念興起，尤其唯IP論的話語甚囂塵上的時候，汪海林、宋方金等人就成為反IP的斗士，汪海林也輸出了小鮮肉+大IP＝爛片的公式。

如今，說起當下IP市場，汪海林一再強調：“我反對的是在資本、金融裹挾下，IP變成一場運動，并不是小說、漫畫等改編本身。”

在他看來，IP變成一種運動式行為，就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時效性的問題，有好多IP高價賣出去以后都囤積在手上，由于公司當下開發不出來，三年不拍版權就到期了。即使沒到期，故事本身也有一定的時效性，觀眾在成長，社會在發展，當時火熱的故事不一定一直有效，江南《上海堡壘》放在十年前拍好像還可以，如今打怪獸這種設定就特別過時了。

此外，一味提倡IP改編對于編劇行業也有重大影響，導致了編劇本身價值的貶值，編劇擁有的主要是加工權，而不是創意權。因此汪海林呼呼：“成熟的編劇不要去改IP了，有創作能力的人多做一些原創，讓年輕人去改，一方面可以糊口，解決生存問題，另外也可以通過改編IP提升自己的技能，我認為這會是好的模式。”

當然，汪海林也不否認，改編編劇的價值所在，他在為編劇爭取權益的過程中，也包括改編編劇的權益，他介紹：“我們之前和電影文學協會鬧了很多次，希望他們能把金雞獎的編劇獎，分為最佳原創劇本獎和最佳改編劇本獎，為此我們斗爭了多年，終于勝利了，而后很多電視節也受到了影響。不過后來因為各種原因，又把這個獎項收回去，我們還是會繼續爭取下去。”

對于當下的IP市場，汪海林認為這個市場需要一定的沉淀，經過了唯IP論的開發熱潮之后，IP開發正趨于理性，未來IP市場有兩個方向值得關注：

一方面，純文學領域。純文學領域有很多高質量的作品以及高水準的作家，但由于沒有粉絲等數據參考，純文學的作家和作品被大大低估，當下純文學IP的開發還遠遠不夠，尤其隨著現實主義作品需求的增加，純文學獲獎成為下一個IP開發的寶庫。

另一方面，舞臺劇故事。好萊塢的作品中，有大量舞臺劇的改編，它是和百老匯聯動的。這幾年開心麻花旗下很多舞臺劇搬上銀幕，也獲得了很好的反響。因此，汪海林認為舞臺劇也值得影視行業關注。

破局流量控制，回歸創作本身

作為圈內編劇的汪海林，近些年對于流量明星盯得很緊，說過了不少關于流量明星的事情。早前的鹿晗、吳亦凡、迪麗熱巴，再到之后的肖戰和王一博，汪海林都發過不少聲，每次也都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流量意味著龐大的粉絲和消費力，啟用流量演員，這是由國內電視劇的生產模式決定，與電影相比，電視劇做出來是賣給機構，而電影是一張一張把票賣給一個一個的人。因此，大IP、小鮮肉的流量似乎就成了作品收益的保障。

在汪海林看來，流量最大的問題在于數據變成了唯一的標準，流量即王道，它傷害了行業的專業性。

“因為我有數據，所以你得聽我的，得為我服務，行業變成先控制了數據，其次用數據控制創作，用數據指導創作，這種情況下，時間一長，一開始好像頗有成效，知道了觀眾的喜好，但這種模式會迅速衰減。”汪海林表示。

那么要如何打破唯數據論的現狀呢，汪海林認為需要“回歸創作本身”。也即一個好的故事，要能打動自己，打動觀眾。

他講述了最近采訪的一位昆曲藝術家的故事：“這位藝術家在昆曲方面做了很多創新性探索，我說你對你的受眾怎么看，你研究你的受眾他們的喜好嗎，他說我從來不研究他們，我跟他們保持距離，他們怎么想，跟我沒有任何關系。”當然全然不顧觀眾和市場需求這不對，但藝術創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的原創性。藝術應該引導審美，而不是迎合。

因此，對于藝術創作來說，數據和流量可以是一個參考，或者是一個總結，但不能是方針指導，干預創作。

電影找到了講“中國故事”的方式

電視劇還在路上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影響下，影視嚴寒加劇。那么對于當下的創作者來說，什么樣的故事是觀眾所需，市場所需，作為影視行業的從業者，如何突把握市場動向呢?

汪海林介紹，隨著大環境的變化和劇集市場本身的進化，對于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圍繞重要節點的主題創作少不了。2021年將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圍繞這些主題的創作肯定不能少。

尤其在疫情影響下，內容需求在不斷發生著變化，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成為剛需，僅今年現實發生的事兒，社會大眾普遍的情緒，都將成為創作者的內容寶庫。

另一方面，講述故事的水平和技術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以前的影視作品，商業化和娛樂化不夠。于是近年來，人們在電影類型片探索、電視劇多種題材開拓等方面作出很多努力，進步很大。尤其主流電影，經過漫長的演變，逐漸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方法，2019年上映的《中國機長》《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國》等主旋律大片，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然而在電視劇領域，汪海林認為這類題材的探索還不是很成功。“在我看來《最美逆行者》是失敗了，對于接下來的《在一起》等作品我們拭目以待，希望劇集也能夠盡快找到一套講好中國故事的方式。”汪海林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