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想起來，攝影師薛明最懷念的，是大家一起煮的掛面的味道。
2005年到2009年，他跟西安獨立影像圈的朋友們在城中村的出租房里打地鋪。大家忍受著饑餓，一起煮掛面、吃咸菜、看盜版碟，一天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費控制在四、五塊錢。這些熱血青年們，就這樣一面抵抗著殘忍的現實，一面追尋著各自的電影夢。
正是這段艱苦的日子，讓薛明得以如愿以償地在紀錄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那些和他一起嘗過掛面和咸菜味道的人，對他來說是不可替代的。
2020年這部《被遺忘的春天》讓薛明去到了武漢。這似乎是許多紀錄片工作者不可避免的命運：有的出于職業考慮，有的出于個人感召，有的出于某種自己也無法說清的責任與擔當。而對薛明來說，一切很簡單——范儉要去，所以他也去了。
出發之前，薛明并非沒有動搖過。沒有人了解武漢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新聞里，末日敵托邦般的空城，生離死別、戰場一般的病房都歷歷在目。而他和15年前那個隨時都能拿起DV登上火車的自己，已經不一樣了——他有了孩子，父母也不再年輕。
《被遺忘的春天》
“我知道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知道和他去能拍出一個什么樣的作品。”
工作中的范儉與薛明 于卓/攝
在薛明的描述里，“細膩”是導演范儉身上最令人動容的特質。細膩到什么程度呢？哪一支鏡頭裝在攝影包的哪一個格檔里面，這樣的細節范儉都清清楚楚，并要求團隊嚴格執行。《被遺忘的春天》里因疫情而延誤了治療的杜進夫婦，就是范儉在社區副書記陳琦電話言談的細節中捕捉到的一對人物。這種性格，在他的影像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搖搖晃晃的人間》中落在余秀華黑發上的細雪，《被遺忘的春天》中菜園里新發出的幼苗，這些充滿細膩感受的意象，也只有這樣的范儉能夠去發現。
《被遺忘的春天》
《搖搖晃晃的人間》
范儉不接行活。不拍宣傳片，更不拍廣告。他的作品集里永遠只有自己真正想拍的東西。“他會直接說，‘我不感興趣，拍不了’。始終堅守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底線，這是現在很多人難以做到的。”
就是這樣的范儉告訴薛明，應該少干行活，靜下心來踏踏實實拍作品。
在認識范儉之前，薛明拍的很多東西，在視聽上總帶著一股濃濃的電視味兒——早些年在電視臺的工作似乎并沒有幫助他建立起一套對電影語言的系統認知。范儉告訴他，接下來應該往電影的方向去努力，要敘事、要寫意。
《搖搖晃晃的人間》
從2013年到現在，兩個人已經認識了8年。認識范儉以后，薛明拍的行活越來越少。收入減半了，心也靜了下來，但他依然覺得自己走得不夠快。“一邊拍行活，一邊拍創作，會走得比較慢。有時候拍著拍著，你又拍回去了。在影像的構建上面，又被那些套路束縛住了。”結婚、生子、成家，此時的薛明也面臨著經濟上的壓力，但他越來越覺得自己應該做出某種改變。
范儉與薛明在《被遺忘的春天》拍攝現場 鄭景剛/攝
如果做不到心無旁騖，就會越走越慢。薛明徹底停掉了行活，一年只拍兩三部創作。像范儉建議的那樣，他開始靜下心來大量閱讀和看片。在實際拍攝中，他也開始嘗試使用電影鏡頭，帶著內心的感受去觀察、記錄。“在你最困惑的時候，在你職業生涯比較關鍵的時刻，有這樣一個人，他能給你一些指引，我很感激。”
范儉與薛明鄭景剛/攝
當然，拍電影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薛明的愛人于卓同樣也是一名攝影師，《搖搖晃晃的人間》的工作照，就是出自其手。薛明、范儉夫婦4人有一個內部的家庭群，有什么好片子、好玩的事，拍攝期間哪里拍得好、哪里拍砸了，他們都毫無保留地在里面分享。兩個家庭之間一直以這樣一種方式在分享生活、聊孩子、談創作。“你聊的東西，他們都懂。有時候拍點工作照發在群里，家人一看，這么晚了大家還在拍攝，就不打電話過來了。”家人和朋友之間無條件的信任，正是薛明能夠在創作道路上真正做到“心無旁騖”的最大支撐。
在新冠患者的家里拍攝，范儉告訴大家，不要穿防護服——跟拍攝對象建立足夠的信任，這是紀錄片工作的基礎。在醫院的消殺通道，兩個人因給設備消殺而被紫外線燈灼傷，當晚眼睛就睜不開了。盡管從醫生那得到了足夠的說明和科普，但在這樣需要強大心理支撐的情況面前，換一個人，未必能有追隨的信念和決心。
在薛明的眼里，導演和攝影師就好似戰友——在紀錄片的戰場，他們需要把背后交給對方。
跟薛明長期合作的導演，從來都不用看監視器——范儉是這樣，王楊（《中國門》《紡織城》）也是這樣。“在紀錄片拍攝現場，導演如果盯監視器的話，那就是對攝影師極大的不信任。在紀錄片現場，導演應該站在攝影師的背后，幫攝影師觀察他的視野之外正在發生什么，再把想要的東西準確地傳達給攝影師，讓他去幫你實現……很多時候，導演是攝影師的第二機位，攝影師也充當著執行導演的角色。”這種互為雙眼、互為雙手、背靠背的關系，就好像是四面受敵的一對“戰友”。在疫情之下的武漢，這樣的關系似乎更加接近它的字面意思了。
董鈞的《麻雀》是薛明拍攝的唯一一部劇情片。這部稚嫩的習作很少有人看到——但正是它，把西安獨立影像圈的年輕人聚在了一起。
“有點類似于賈樟柯的《任逍遙》。有一些東西，我們也是模仿《任逍遙》的場景去拍的。講的就是愛情，就是青春躁動。”
《麻雀》
“浩是縣城一家老照相館的黑白放大工，內向而倔強。從小喜歡藝術，但家里條件不好。
飛是縣城一家時尚理發館的助理，開朗而熱情。從小愛出風頭、報打不平。家境較好。
蕾是縣城一家戲歌舞團的學員，從小喜歡跳舞。家境一般。
事情由浩從銀行神使鬼差地取出5萬元展開，這從天而降的一筆錢改變了他們冗淡機械的生活。蕾與浩、飛曖昧而含糊不清的感情、浩與飛男人之間微妙細膩的感情。家里突如其來的變故，揮霍之后的落寞與灰飛煙漠。
春節，大雪紛飛，在這個中國人最喜慶的日子里，他們卻陷入到青春的迷茫與逝去的傷感之中，選擇了以死來捍衛自己的青春。”
影片的副導演張林子，現在已經拍了三部院線電影，算是他們之中走出去的一個。后來很多人再沒有拍片，從商的、開公司的，都干別的事去了。
《麻雀》現場工作照 李杰/攝
在認識董鈞之前，薛明一直在電視臺做欄目攝像。收藏、娛樂，他都拍過。董鈞給他看了很多當時的獨立電影和紀錄片，其中很多都沒有發行，是私下拷貝的。
“突然我感覺自己之前拍的那些東西，都是垃圾。”薛明覺得，自己好像打開了一扇嶄新世界的大門，并且再也回不去了。
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是董鈞借給他的。在那之后，他學會了淘碟——四塊錢一張的盜版DVD，地攤上有你尋也尋不完的寶貝。
《流浪北京》
但就是要多掏幾個四塊錢，對于那時被很多人視為“無業游民”的獨立影像工作者們來說，也稍顯拮據。于是薛明從董鈞那借來光碟，花一塊錢把它刻錄下來，再把封面一復印——這些碟現在仍收藏在他工作室的書架上。
薛明工作室一角于卓/攝
不僅是薛明，在整個獨立影像圈中，這也是大家最為熱衷的交流方式。“那個時候根本下不到片子，我們這些喜歡紀錄片的人只能用這樣的方式看到更多的作品。今天到你這兒借一張碟，我刻完后存在我的光盤里，明天我借給你一張，你又刻進你的盤里。就是用這么一種方式來學習交流的。”
2005年反映盜版碟小販生活的紀錄片《排骨》
就是從這些盜版碟中，薛明漸漸被激發了創作的熱情。等他成長為一名創作者，DVD光盤仍然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時搞獨立影像的人，總是愛把自己的作品刻在碟上送給別人。別人看了，提提意見，然后再把它翻刻，送給另一位“別人”。名不見經傳的作品就以這樣一種方式流傳開來。就是這樣，薛明騎著他的單車，卷著自己設計的《漂泊》的海報和DVD再次拜訪董鈞，才有了后來《塵土》、《大水》的拍攝。
通過董鈞，薛明認識了獨立影像圈的更多作者，這里面就包括王楊。“我們是QQ網友，大概就是05年。那時候還流行網友見面。”2000年初，見網友還不像現在這樣稀松平常——你還需要下定決心，再約定一些接頭暗號。薛明和王楊，互相帶著自己的作品，見面了。兩個人都非常欣賞對方，王楊就邀請薛明來給他拍了《地上-空間》。“王楊不光是一個導演。他影評寫得非常好，也讀了很多書。他的作品思想性很強。”
《地上-空間》
《中國門》
在《中國門》和《紡織城》后，王楊也慢慢調整了自己的方向。《少年夢》這部片子接著《中國門》繼續關注西北貧困縣城高中生的生活，不同的是這次來自會寧的高中生有了一次遠赴美國的機會——在《少年夢》中，三名美國的高中生來到會寧一中支教，相應地，會寧一中高二二班的李春輝則去到了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吉爾曼（Gilman）中學（馬里蘭州是美國最為富裕的州之一，其中學教育水平也名列前茅）。片子本來應該于今年初播出，但因中美關系的尷尬現狀，這個計劃就此擱置。最近正在拍攝的《尋城記》，則是有官方投資的一個片子，題材更加大眾化。用薛明的話來說，就是“西安人寫給西安的一封情書”。
跟范儉一樣，在薛明最困惑的時候，董鈞也給了他一條關鍵性的建議——成為一名職業紀錄片攝影師。
“他說，‘你看現在拍紀錄片的人這么多，大家都想做導演，沒有人干攝影。你本身就有拍圖片的功底，與其跟那么多人搶著做導演，不如做一個職業的紀錄片攝影師’。我一想，說的也對。后來我就一直往攝影師的方向努力。”薛明只拍紀錄片，是一開始就決定好了的——他是要做紀錄片在先，當攝影師，更像是一種策略，或者選擇。
薛明覺得，在紀錄片、電影這樣需要共同創作的藝術形式中，能遇上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是一種福氣。尤其是遇上一個能夠彼此信任、彼此欣賞的人，那更值得珍惜。對的人，是他創作生涯中最為重要的部分。
“有時候我特別害怕與陌生人合作——甚至會恐懼。有人會覺得，請你過來拍，付給你勞務，還有什么不情愿的？但這不是錢多錢少的事。要一起創作，彼此之間的價值觀、氣場、審美、人品以及藝術感覺等等都要吻合。在這個基礎上，還包括你對題材感不感興趣，擅不擅長……人對了，在一起共事才舒服；舒服了，才能把情感投入到創作中去。”比起早些年，薛明感覺，現在真正喜歡紀錄片的人似乎更少了。電影節、紀錄片節多了，來的人也多了，但真正踏踏實實靜下心來拍作品的人，反而少了。“你掰著手指頭是數得過來的”。
創作者之間的交流，也完全變了一個樣子。“大家跑很多的節展，但真正能聊作品的非常少。很多都是一些應酬、一些酒會，或者是很短時間的交流，都不是能深入下去的。不像我們十多年前，真的就是刻了光盤，帶著作品，我到你家去，在電腦上把這個片子放一遍，放完之后我們交流。你覺得我拍得不好，我覺得我有道理，大家辯論得面紅耳赤，但是聊完之后不影響我們的感情。非常真誠。”
“她是一個非常感性的導演，非常直接。這種直接，我覺得就是一種真誠和愛。”在《少女與馬》的拍攝現場，如果拍到的畫面是她想要的，楊荔鈉會拍手叫好，甚至給薛明一個擁抱；但如果她覺得哪里拍得不好，就會當場拍桌子發飆，不留一點情面。不拍片的時候，兩個人該喝酒喝酒，該吃肉吃肉，“可以稱兄道弟的感覺”。從初學紀錄片時對《老頭》的膜拜到如今的“稱兄道弟”，楊荔鈉身上的真誠，讓薛明很受觸動。
薛明與楊荔鈉導演在深圳拍攝《少女與馬》工作照 陶旭/攝通過【42時】的課程，薛明也遇見了一些學生。跟他們的交流要來得真誠許多。有學生要買機器，他就幫忙參謀；有學生拍了片子，剪好之后給他鏈接；還有學生直接帶著素材來西安找他……但在為人師之后，他也產生了一些困惑——這些困惑通常都圍繞著更加漫長而深刻的師徒關系。
十年里，薛明前后帶了十個徒弟。但真正與自己思想一致，并且能夠專心在創作道路上走下去的人，寥寥無幾。
一年時間手把手地帶一個人，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一年之后，大家都要面臨生活的壓力，大多數徒弟都會選擇去干行活、掙快錢。愿意像他當初那樣熬過一段苦日子、留下自己作品的人，非常少。
“等他們拍了幾年行活后，累了、疲了，又過來找我，說想轉型拍創作。找我的導演也挺多的，很多也問我，能不能把你的徒弟介紹過來；但等他們把作品發過去，導演一看，這電視味太濃了。”
是喜歡紀錄片的人少了，真誠的人少了，還是整個社會里的真誠少了？薛明有些疑惑，但他希望自己至少能夠做到這一點。他把徒弟當成自己的小兄弟，時不時地叫到家里來吃飯、上課。但同時，他也不得不提高自己收徒的門檻：是否真心喜歡紀錄片，是否有一致的觀念，甚至經濟狀況如何？對于這些，他考慮得更加仔細了。
如今想起來，薛明最懷念的，是大家一起煮的掛面的味道。
2005年到2009年，他跟西安獨立影像圈的朋友們在城中村的出租房里打地鋪。大家忍受著饑餓，一起煮掛面、吃咸菜、看盜版碟，一天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費控制在四、五塊錢。這些熱血青年們，就這樣一面抵抗著殘忍的現實，一面追尋著各自的電影夢。正是這段艱苦的日子，讓薛明得以如愿以償地在紀錄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大的收獲，是讓我留下了大概有五、六部作品。這些作品都是我免費幫忙拍的，大家非常純粹，非常簡單。但正是通過這些作品，別人才知道我拍的片子是什么樣，我也才認識了更多的導演，有了更多的機會。如果那幾年我去拍了行活，錢是掙了，但能留下什么呢？”
那些跟薛明一起嘗過掛面和咸菜味道的人，對他來說是不可替代的。“上個月，董鈞和王楊說他們想拍新片。我說沒問題，時間一定留給你們。”為了跟兄弟再啃一次咸菜，再高勞務的工作都會拒絕——攝影師薛明就是這樣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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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sa 來源/電影攝影師（ID：pmovie_sheyingshi）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4c_52ZMXY9yyxGhaQ-H1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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