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公眾號“文化產業評論”
近年來，隨著影視行業的繁榮，關于影視作品（即電影、電視劇、綜藝等）的著作權糾紛逐漸增多。
其中，因影視作品的著作權權利歸屬糾紛引發的爭議，占據了一大半的比例。而影視作品的著作權的權利歸屬爭議，往往表現為各創作者、參與者之間的署名權之爭。
如北京海淀法院曾有一項關于影視作品署名權案件的調研報告，該報告指出：2013年至2017年間，該院受理的涉及影視作品著作權的702件案件中，有近336件涉案影視作品權屬爭議，占比48.2%。當原被告對著作權的權屬在法庭上針鋒相對時，作品署名爭議就成為了各方主體關于權屬爭議的主要切入點。
由于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類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因此影視作品的署名之爭就變成了制片者之爭。
這里的“制片者”不同于影視工業中的“制片人”。制片者是個法律概念，是整個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制片人是影視行業里的術語，并不是法律概念，僅僅是影視工業其中一個環節上的職位描述。
即，影視作品權屬之爭實為署名權之爭，署名權之爭實為制片者之爭。那么，到底誰是制片者？
文章通過分析實踐中影視作品的署名現狀，結合行政法律性文件對于“制片者”的規定內涵，揭開影視作品署名權爭議的真相，并就如何避免署名之爭、權屬之爭給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
影視作品署名現狀五花八門
現實中，鑒于影視作品的種類、行業慣例以及投資方式等的不同，影視作品署名千差萬別。而且署名極少以“制片者”的形式出現，反而是五花八門的署名方式、極不規范。如：
（1）“聯合出品/出品”“聯合制作”“電視臺名稱”“制作方”“榮譽出品”“聯合攝制/攝制”“公司標識署名”“商標署名”“工作室署名”等。
△《萬萬沒想到》署名方式---聯合出品
△《國家寶藏》署名方式---聯合制作
△《北京味道》署名方式---電視臺署名
△《狐妖小紅娘》署名方式---logo署名
△《宮鎖珠簾》署名方式---工作室署名
（2）其他署名方式+標識?或“保留所有權利”的權利聲明
△《戰狼2》署名方式---“版權所有”聲明
另外，除了上述影視作品本身署名的不統一，還有其他政策、商業、投資、場地等各方力量的介入，也導致了影視作品的署名更加復雜，根本不清楚到底誰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制片者”。
到底誰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制片者”？
影視作品署名的紛繁復雜，與我國著作權法和相應行政法規針對影視作品的署名規定有著直接的聯系。
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五條：“電影類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但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并有權按照與制片者簽訂的合同獲得報酬。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中的劇本、音樂等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權單獨行使其著作權?！?/p>
即，電影類等影視作品的整體著作權歸制片者享有，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僅享有署名權和獲得報酬權。
編劇、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對其劇本、攝影作品、插曲等由其直接創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權，他們對整個影視作品并不享有完整的著作權，僅僅有署名權和獲得報酬權。
演員甚至只有表明表演者身份，獲得報酬權，演員也不是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
《著作權法》僅僅規定了影視作品部分作者的權利，并就電影類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做了概括規定，那到底誰是制片者呢？我們可以從行政法規、規章等下位法中找到部分答案。
——制片/制作單位
2002年的行政法規《電影管理條例》第十五條規定:“電影制片單位對其攝制的電影片，依法享有著作權?！?/p>
可見，“制作單位、制片單位”如果具有攝制影片資質的電影制片單位，署名“制作單位、制片單位”可以證明其是著作權人。
△《心花怒放》的北京映月東方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既是制片單位，也是攝制單位
——制片人
2003年的部門規章《國產電影片字幕管理規定》第四條第四項規定：“電影制片單位以外的單位，其投資額度達到該影片總成本三分之一(合拍影片占國內投資額度三分之一)的，可署名為聯合攝制單位。”可見，投資額占總成本三分之一且署名為聯合攝制單位的，也可以證明其是著作權人。
△《讓子彈飛》制片人，需要另外的證據證明其為著作權人
——出品單位/人
《國產電影片字幕管理規定》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獲得《攝制電影許可證》和《攝制電影許可證（單片）》的單位，可獨立或聯合署名為出品單位、其法人署名為出品人?！?/p>
由于我國對電影、電視劇的攝制或制作、發行或公映實行行政許可。所以攝制單位在獲得攝制許可前的一般可以署名為攝制單位，獲得攝制許可后根據這條又可以署名“出品單位”。可見，獲得攝制許可證的出品單位也可能證明其是著作權人。
△《捉妖記2》的出品單位，可能是著作權人，也可能不是
但署名為出品人的個人是以單位法人的身份署名，故署名為出品人的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著作權人，其僅代表該出品單位的著作權。
△《捉妖記2》的出品人，僅作為出品單位的法定代表人署名
——合同約定著作權人
實際的投資人另有其人，攝制單位由于具有資質，可以代為辦理相關的行政手續。合同可以約定著作權的歸屬，也可以在影片片頭或片尾標注著作權人，沒有約定的，看影片署名。
綜上，我國行政法規、規章層面上的“制片者”有以下四類：
（1）具有攝制資格（或獲得攝制許可）的制片/制作單位；
（2）投資額占總成本三分之一且署名為聯合攝制單位的投資人；
（3）獲得攝制許可證的出品單位；
（4合同約定的著作權人。
而其他的為影視作品的拍攝、發行等提供輔助性工作的監制、執行人、協助拍攝、發行人等都不是著作權意義上的著作權人。
影視作品署名為何如此亂？
既然前述行政法規、規章對于“制片者”有了上述四種大致分類，為什么還會出現影視作品權屬的爭議和署名不規范的現象呢？
如“制作單位、制片單位”。如果其具有攝制影片資質的電影制片單位，署名“制作單位、制片單位”可以證明其是著作權人。
但如其僅僅指影片制作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如后期制作、特效制作等，雖然署名“制作單位、制片單位”，也并不認定其是影片權屬的著作權人。
△《紅海行動》里后期制作、制作等就不是版權人
如“制片人”等。一般而言，制片人、總制片人、聯合制片人等是電影行業職務身份，其一般作為影片投資人/公司，與“制片者”的概念也不同，不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署名權，也不是著作權人。
但是投資額占總成本三分之一且署名為聯合攝制單位的制片人，也可以證明其是著作權人。
△《葉問3》的總制片人投資占總成本
相關行政法規與規章制定的目的，主要在于加強對電影和電視劇的制作、傳播、放映的行政管理，嚴格意義上并不涉及著作權的權屬及保護。
而影視產業中署名的多樣化，主要是因為影視作品的署名，關系到作品著作權歸屬的認定，而影視行業為了獲得資本的進入，通過為投資人創造各種各樣的稱謂，如出品單位，聯合出品單位，聯合攝制單位、合作拍攝單位等，以滿足投資者商業上的要求。
△《后來的我們》的聯合出品單位主要為了商業目的
這樣，一方面，為了鼓勵資本的進入，繁榮文化內容產業，管理部門開始賦予投資人以“制片者”的著作權人地位，如投資總成本超過三分之一且署名為聯合攝制單位可以作為著作權人；
另一方面，為了達到行政規制內容產業的目的，卻依然堅持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為攝制單位（攝制單位需要申請攝制許可）所有，背后折射的是政府規制思路的兩難：似乎既想要規范或是掌控內容行業的發展，又想要促進影視的商業化投資、交易的市場化。此時，出現署名混亂的情況也在所難免。
△攝制電影許可證
因此，影視作品的署名權糾紛不僅折射出行政規制的混亂，也折射出影視行業商業模式的不斷涌現。
從“錯位“出發的解決之道
在影視作品權屬不清，署名權糾紛不斷的情況下，探索解決糾紛之道應該從行政規制與行業發展之間的錯位出發。
一方面，糾正立法、執法的規制目的分歧，充分尊重影視產業的市場化；另一方面，鼓勵影視產業的署名規范化或標準化，避免人為制造與法律術語相矛盾的涉及權屬的爭議。
影視作品的署名權糾紛一而再再而三出現時，不僅增加了產業各方的確權、交易和法律合規成本，也不利于新的資本的大量進入，不利于影視產業獲得健康、長遠的發展。
在影視攝制依然需要行政許可的當下，對“制片者”的著作權概念作出科學、統一的定義，避免與影視行業出現混淆亂用，或許是目前最好的解決途徑之一。盡量做到引導影視產業中影視作品采取著作權法上“制片者”的署名方式，逐步規范影視作品依法正確署名。
另外，在目前行政法律、規章對于影視作品署名權規定混亂，無法跟上商業需求的情況下，行政管理和司法實踐應該更認同當事人的事前約定。對于沒有著作權歸屬聲明的影視作品，應充分尊重制作各方的拍攝協議或制片協議，因為一般聯合投資拍攝的各方會在協議中清楚約定著作權的歸屬。
除了行政規制方面，影視行業內部也要提倡署名的規范化或標準化，鼓勵著作權權屬聲明，促進影視作品的流轉和版權交易。
如，海淀法院關于影視作品署名的調研報告就曾建議：
（1）規范署名：依著作權法規定的署名方式進行規范署名，使用“?”或“版權歸屬XX公司”“XX公司保留完整版權”等權利聲明的形式。
△《我家在香港3》使用“?”的規范署名
（2）真實署名：署名應避免與相關的投資拍攝協議、委托創作協議等與權屬約定相關的合同內容相沖突；將投資拍攝協議中明確約定的影視作品著作人在片頭、片尾字幕中以著作權歸屬聲明這種明顯的方式標注出來作為公示
（3）感謝署名：對于非權利人署名的，不應將其在“制作單位”或“出品單位”處署名，探索以“榮譽出品”或“特別鳴謝”等方式進行署名，以與真實著作權人進行明確區分。
△《唐人街探案2》的鳴謝單位
表情
添加圖片
發表評論